贾鲁斯·巴纳吉 张彦琛(译):马克思主义的商业资本主义史研究阅读指南

《资本论》第三卷第四篇是马克思论述商人资本(merchant’s capital)或商业资本(trading capital)的最长文本。首先必须明确的是,马克思严格地将“商品经营资本”(commercial capital)——即他所说的商人资本的两种基本形式之一,另一种是“货币经营资本”(money-dealing capital)——视为产业资本流通的一种功能。商人只是产业资本的“代理人”,其唯一的职能就是买卖构成工业企业的商品资本(commodity capital)的商品。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应机械地坚持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四篇第十六章“商品经营资本”中关于该概念的“理论界定”作为书写资本主义历史的基础,这样的研究不会取得任何进展。相比之下,《资本论》第三卷第四篇第二十章“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中涉及资本主义内部可能的“过渡”类型的段落是马克思论述商人资本的最精彩部分。除此之外,《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论》第二卷中也有关于商人资本的零星论述。其中最有价值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章中有关重商主义的论述,有关委托包工制和大规模生产以及它们与威尼斯等主要贸易中心城市之间的关系的论述;《资本论》第二卷第二篇第十三章“生产时间”中有关被俄国商人控制的家庭手工业的论述。尽管如此,在我看来,《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章中对商人资本的历史阐述仍然是不充分的,其中的某些判断有待商榷。

《资本论》第三卷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与马克思对“商业工人”的地位的分析有关。相关内容可以参照马克思在该卷第四篇第十七章“商业利润”中的探讨,以及他在探讨中所面临的“困难”。马克思认为:“困难在于:既然商人本身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尽管这种劳动为他在已经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创造出一个份额),他用来购买商业劳动力的可变资本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这个可变资本是否应当作为成本支出而列入预付的商人资本中呢?如果不应当列入,那么,这看起来是和利润率平均化的规律相矛盾的;当一个资本家只能把100算作预付资本时,哪一个资本家会预付150呢?如果应当列入,那么,这看起来是和商业资本的本质相矛盾的,因为这一类资本所以能执行资本的职能,并不是由于它像产业资本一样推动了他人的劳动,而是由于它自己进行劳动,也就是说,执行买和卖的职能,并且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和通过这个途径,才把产业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移到自己手里。”换言之,商业资本家雇用的雇佣劳动者能否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面临的“困难”显而易见:既然商业资本家不生产价值(马克思很清楚这一点),那么商业工人是如何生产剩余价值的呢?

约翰·巴伯(John Barber)的作品《危机中的苏联历史学家们:1928—1932》(Soviet Historians in Crisis, 1928-1932)的主要内容包括:有关波克罗夫斯基对苏联历史的重要意义的探讨,1920年代末斯大林对波克罗夫斯基的抨击,以及苏联政治活动家、共产国际早期领导人卡尔·拉狄克(Karl Bernardovich Radek)对于把“商人资本主义”(merchant capitalism)作为历史分析范畴所持的支持态度。

1984年,大卫·奥姆罗德(David Ormrod)在《历史工作坊》(History Workshop)杂志第18卷上发表了《理查德·亨利·托尼与资本主义的起源》(“R.H.Tawney and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一文。这篇文章分析了英国经济史学家理查德·亨利·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的作品的复杂性,阐明了“商业资本主义”范畴在托尼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在战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内部争论中,严格坚持将英国经济区分为商业与农业两部分的二分法占据了上风,比如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unner)等人的著述。与此不同,托尼则在英国经济史研究中采取了更为平衡的方式,他的研究模糊了这种二分法的界线。

埃里克·米兰特茨(Eric H.Mielants)的《资本主义的起源与“西方的崛起”》(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 and the“Rise of the West”,Second edition)反对以纯粹的欧洲中心论视角来描述早期资本主义,就此来说,这是一部非常有用的导论性著作,但米兰特斯并未就此话题展开更多的理论探讨。

我的一篇文章《商人资本主义》(“Merchant Capita-lism”)将资本积累模式分为四种主要形式,并对其在直至19世纪的几个世纪中的历史发展进行了类型学考察,为驳斥将商人资本习惯性地描述为“时过境迁”(antediluvian)、凸显商人资本在本质上所具有的现代性特征提供了强有力的案例。该文作为一个章节被收录在由萨拉·法里斯(Sara Farris)和阿尔贝托·托斯卡诺(Alberto Toscano)主编并即将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手册》(Handbook of Marxism)中。

由伊夫·罗曼(Yves Roman)和茱莉·达莱松(Julie Dalaison)主编的《古代经济:一种市场经济?》(L’économie antique: Une économie de marché?)收录了莫里斯·皮孔(Maurice Picon)的论文《罗马时代的手工和制造业生产:关于〈阿尔多·斯契亚沃尼中断的历史〉》(“Production artisanale et manufacturière à l’époque romaine: à propos de L’Histoire brisée d’Aldo Schiavone”)。这篇文章对世界知名罗马法学家阿尔多·斯基亚沃尼(Aldo Schiavone)及其对罗马经济组织持有的极简主义观点进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批评。从事陶瓷研究的皮孔充分利用了考古学学科的交叉分析方法,并从玻璃和陶瓷行业中提取了关于商业资本的案例。

在《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一部分,即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三册增补”中,马克思将威尼斯和热那亚描述为城市共和国,商人们生活在其中,而且心安理得地让国家为他们服务。而乔吉奥·克拉科(Giorgio Cracco)的著作《中世纪威尼斯(12—14世纪)的社会和国家》(Societa e stato nel medioevo Veneziano [secoli xii-xiv])虽然没有明确地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但它详尽地论述了12世纪至14世纪威尼斯的资本主义,展示了大商人对威尼斯共和国的控制程度和控制形式。克拉科指出,到了13世纪,商人资本的集中已经发展到足以摧毁早期参与海上贸易的各阶层的团结的程度。

穆罕默德·乌尔费里(Mohamed Ouerfelli)的《糖:中世纪地中海世界的生产、营销和使用》(Le Sucre.Production, commercialisation et usages dans le Méditerranée médievale)一书对中世纪地中海的糖业发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察。该产业始于其在埃及的早期演变(在法蒂玛王朝和阿尤布王朝统治期间逐步向外扩张),随后沿着从东到西的路线跨越了地中海的各个地区,从而不断发展壮大。乌尔费里指出,随着更具价格优势的糖从东大西洋不断流入地中海市场,到15世纪末,地中海的糖业步入了衰退期。在书中,乌尔费里反复强调指出,商人资本(尤其是来自意大利的资本)在扩大和组织市场、投资制糖厂以及从一开始就赋予该产业以国际性特征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托格内蒂·塞尔吉奥(Tognetti Sergio)在《为大型贸易服务的奢侈品行业》(Un’industria di lusso al servizio del grande commercio)一书中对佛罗伦萨的丝绸业进行了案例研究。书中使用了大量商行商业文件中的档案材料,并强调了商业公司的现代性,认为这应归功于商人们所掌握的资源规模、他们的管理技能,以及他们对国际市场的深刻了解。

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两卷本名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无疑是有史以来最清晰、最生动的16世纪经济史。其中的第二部分是这两卷书的核心。在这部著作中,布罗代尔展示了资本家如何在除农业以外的贸易、金融和工业等地中海经济的主要部门之间无缝流动。除此之外,布罗代尔的另一部著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 -18th Century: Volume 2)中收录的大量资料同样引人关注。

《商人与革命:1550—1653年的商业变革、政治冲突和伦敦的海外贸易商》(Merchants and Revolution: Commercial Change, Political Conflict, and London’s Overseas Traders, 1550-1653)可以说是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最好的作品。这部著作主要关注了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及之后英国商人阶层的内部分化。但是,引人注目的是,该书一方面拒绝将这些商人描述为“商人资本家”(merchant capitalists),另一方面却以理所当然的姿态一再将土地贵族称为“资本家阶级”(capitalist class)。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撰写了有关此书的精彩书评。

曼纽尔·迪亚斯(Manuel Nunes Dias)在其两卷本著作《1415—1549年葡萄牙的君主制资本主义:对研究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贡献》(O Capitalismo monárquico Portuguêtribui?o para o estudo das origens do capitalismo moderno)中将葡萄牙视为欧洲资本主义的领跑者,认为葡萄牙尽管在政体形式上是君主制的,但本质上可以被称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迪亚斯指出,葡萄牙的君主制资本主义采取了一种国家与(商业)资本合作的制度模式,这种伙伴关系结构与后来扩张到亚洲市场的法国和英国的股份制公司截然不同。

中国经济学家许涤新和吴承明的著作《中国的资本主义:1522—1840》(Chinese Capitalism, 1522-1840)有一些非常令人感兴趣的章节,其中讲述了中国明清时期各个工商部门的“资本主义萌芽”。

皮埃尔·古贝尔(Pierre Goubert)属于法国史学流派中的拉布鲁斯学派,他的专著《1600年至1730年的博韦市和博韦地区:对17世纪法国社会史的贡献》(Beauvais et le Beauvaisis de 1600 à 1730.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sociale de la France du XVIIe siècle)回避了对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然而,其笔下所描述的那段以农村为主的法国历史充满了对17—18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的性质问题的关切,尤其是他解释了委托包工制是如何将农村纳入到国际贸易循环之中的。

约瑟夫·米勒(Joseph C.Miller)的《死亡之路:1730—1830年的商人资本主义与安哥拉奴隶贸易》(Way of Death: Merchant Capitalism and the Angolan Slave Trade, 1730-1830)详细研究了葡萄牙的奴隶贸易,探讨了商人资本在建立起对这种奴隶贸易的控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18世纪是资本国际化的分水岭,也是米勒展开分析的总体视角。

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的著作《棉花帝国:一部全球资本主义的新历史》(Empire of Cotton: A New History of Global Capitalism)是唯一一部能够证明商人资本家对于工业资本主义在其所涉及的行业分支——即棉纺织品——中的扩张起到了多么关键的作用的作品。贝克特在这部著作中说,由于棉纺织业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暴力,所以他更喜欢用“战争资本主义”(war capitalism)而不是“商人资本主义”(merchant capitalism)这一术语。如果贝克特的观点被误解为意指一个理论范畴,而非纯粹的历史范畴,可能会对读者产生误导。

杰弗里·英厄姆(Geoffrey Ingham)的著作《资本主义分裂了吗?英国社会发展中的城市与工业》(Capitalism Divided? The City and Industry in British Social Development)一书是学者们在自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self-consciously Marxist tradition)之外开展研究的一个范例,可以填补安德森与汤姆·奈恩(Tom Nairn)在1960年代开始的关于英国资本主义之本质的辩论中留下的巨大空白。英厄姆论证了伦敦金融城本质上所具有的重商主义特征及其在维持整个英国资本主义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

此外,英厄姆还在《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1988年第172卷第1期上发表了《商业资本主义与英国的发展》(“Commercial Capitalism and British Development”)一文,对巴拉特·布朗(Barrat Brown)就《资本主义分裂了吗?英国社会发展中的城市与工业》一书所进行的严厉的教条主义批评作出了有力的回击。

1977年,亨利·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在《非洲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第4卷第10期上发表了《论资本与农民》(“Notes on Capital and Peasantry”)一文。这是一篇影响深远的作品,就像下面将要提到的迈克尔·考恩(Michael Cowen)的文章一样,是197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大辩论的产物。伯恩斯坦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农民必须处于与资本和国家的关系中,换言之,处于通过家庭生产形式调节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而家庭生产形式是生产者与资本/国家之间争夺有效的占有权和控制权的场所。”也就是说,保持家庭生产作为积累的关键要素,而不是单纯地摧毁农民,对资本和国家都大有裨益。本文还提请读者关注苏联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恰亚诺夫(Alexander Chayanov)在他的两篇文章中论及的这种积累模式。

考恩的文章《肯尼亚中部省份的商品生产》(“Commodity Production in Kenya’s Central Province”)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范畴的一次重大尝试,旨在表明应当如何理解家庭商品生产与更广泛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融合问题。考恩认为,国际金融(例如英国政府援助机构)的干预稳定了肯尼亚等国家的家庭生产部门,使其免受本土资本主义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的影响。该文被收录在由朱迪思·海尔(Judith Heyer)、佩佩·罗伯茨(Pepe Roberts)和加文·威廉姆斯(Gavin Williams)主编的《热带非洲的农村发展》(Rural Development in Tropical Africa)一书中。

我的一篇文章《商人资本主义、农户与产业积累:一个模式的整合》(“Merchant Capitalism, Peasant Households and Industrial Accumulation: Integration of a Model”)刊发于《农业变迁杂志》(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2016年第16卷第3期。这篇被收录在伯恩斯坦纪念文集中的文章首先总结了伯恩斯坦在1977年发表的那篇开创性作品,然后以恰亚诺夫的“资本主义纵向集中”(vertical capitalist concentration)思想为主要论点,针对资本支配农业部门(家庭生产者)的各种方式构建了一种更为普遍的分类系统。本文最精彩的部分在于对所谓的“农产品贸易”的讨论,它是19世纪法国和英国商业资本主义的支柱。

罗伯特·申顿(Robert Shenton)的著作《尼日利亚北部资本主义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Northern Nigeria)突出了商人资本的极端重要性,是关于尼日利亚资本主义研究的为数不多且有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在第五章“资本的集中与集中化”中,申顿指出,“集中和集中化是商业生存的唯一手段”,它意味着在控制着西非贸易的大型商业公司与控制着贸易航运的商业公司之间的竞争夹缝中谋生。

格伦·波特(Glenn Porter)和哈罗德·利夫赛(Harold Livesay)在《商人与制造商:19世纪营销结构变化研究》(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Studies in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Nineteenth-Century Marketing)一书中的研究显示,商业资本对产业资本的从属关系主要是在19世纪才出现的,这比马克思设想的时间要晚得多。当时,大型工业企业开始向上游整合以掌控自己的销售和市场推广,从而减少了对“中间人”的需求。

中国经济学家陈翰笙的著作《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国烟草种植户生计研究》(Industrial Capital and Chinese Peasants: A Study of the Livelihood of Chinese Tobacco Cultivators)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有价值的关于契约农业的案例研究。它展示了中国的商人资本(买办)是如何被整合到大型工业公司——在本案例中特指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英美烟草集团(British American Tobacco,BAT)这一英美烟草巨头——控制的供应链中的。在陈翰笙看来,价格支配是工业资本直接剥削中国农民工的关键机制。

菲尔德豪斯的著作《商人资本与经济去殖民化:1929—1987年的联合非洲公司》(Merchant Capital and Economic Decolonization: The United Africa Company, 1929-1987)对联合利华公司贸易部门的UAC展开了富有启发性的详细研究。作为对这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公司之一的非凡商业史的梳理,本书更是突显了其重要价值。

芭芭拉·哈里斯-怀特(Barbara Harriss-White)的著作《农村商业资本:西孟加拉邦的农业市场》(Rural Commercial Capital: Agricultural Markets in West Bengal)是关于商业资本家如何控制印度农业生产和交换的最佳案例研究之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本书的田野调查是在当时由印度(马克思主义)执政的西孟加拉邦进行的。哈里斯的分析清楚地表明,西孟加拉邦农用工业部门(agro-industrial sector)的发展大都是以商人资本与左翼政府之间达成交易为前提的。

(作者:贾鲁斯·巴纳吉(Jairus Banaji),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编译:张彦琛,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编译自英文电子期刊《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原载法文电子期刊《时代》(Période)2017年4月24日。本译文系2019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资本主义福利治理新动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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